深圳刺童案发生前的中日关系状态
随着中日两国外长和副外长的先后见面，深圳杀童案件算是告一段落，一桩在中国外交官口中被称作“偶发的个案”，没有继续发酵成严重外交事件。这要归功于日本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应，也与中国国内中产阶级民众对死难者的普遍同情和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反感有关。
但是，与中国官方的轻描淡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今年先后在吉林、苏州发生的数起针对外国人特别是日本儿童的刺杀案件所表明的，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危险的小高潮，正在严重撕裂中国社会，也将中国执政集团反日、反西方主义的笨拙和失败暴露在世人面前。
中国领导人通过建构反西方民族主义稳固权力
只要稍有政治记忆的人都能记得，虽然改开后第一波民族主义浪潮发端于1998年“炸馆（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后的反美动员，但是当下中国这股反西方、反改开浪潮却是2012年的“915”反日示威的继续。一方面对内煽动反日民族主义，一方面鼓吹亡党论，中国领导人通过建构一个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稳固了自身权力，也逐渐引导中国与世界脱钩，进入与俄结盟、与美、日对抗的新冷战轨道。
只是，就像中国官方从来不肯承认单方一手操纵导入与西方的冷战对抗，口头上却反对新冷战。这种双重话语的伪装和欺骗同样存在反日、反美的宣传中，耗费了大量资源进行反西方、反民主、反普世主义和所谓反分裂的煽动，其中，对日的仇恨教育居于其中。换言之，深圳发生的刺童案，正是北京当局十数年以来精心策划和转型的结构性暴力的最新个案。
因为，从2011年初茉莉花革命爆发以来，中国的统治集团就如惊弓之鸟一般，认定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有一个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阴谋，其代理人正是全球化以来形成的全球公民社会，任何超出单纯贸易的思想、文化的开放、交流甚至公民流动本身，都成为***眼中的潜在威胁。这些威胁，即后来被系统化成“四个自信”所对应的四种恐惧，堪比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二战之初所谈的免于“四个恐惧”（的自由）的反身性所指。而对北京领导人来说，所有这一切，千言万语都归于铿锵有力的党内四字真言——“坚决不改”，以此对抗外部世界并重写历史，为追求“前后三十年一致”的最新一波民族主义建构服务。
其中，对日仇恨的国民宣传居于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中心，而非美国。毕竟，如王岐山十二年前作为党鞭反复批判的崇美主义，在党内外还有巨大影响，中国体制内干部和中产阶级们对美国还是普遍有着制度的敬意和历史的好感。但是日本，对于信奉世界丛林法则、且一向以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对待其他国家的中国民众来说，今天的日本仿佛回到了“倭寇”时期的刻板印象，一如昔日从“一边倒”地形成的亲密中苏关系在短短十数年之后即转向分裂和兵戎相见。
中国否认旧金山合约和战后秩序诉诸民族仇恨
在过去十几年，中国对日关系经历了同样的背叛。宣传部门迅速掩盖了1972年以来中日友好、日本对华援助对中国改革开放起到巨大作用的历史，不仅继续打历史（道歉）牌，甚至发展到打冲绳地位未定论的牌，继续否认旧金山合约和战后秩序，而且诉诸民族仇恨牌。
由中宣部鼓动、市场资本注入所支持的反日民族主义变成了过去十几年的一桩巨大生意，每天的地方电视台都充斥着横店出品的、胡编乱造的抗日题材电视剧。任何试图厘清历史或者在政治上讲清楚中日关系的学者都可能陷入亲日“汉奸”的罗织罪名。普通人如果在公共场合穿着和服更可能遭到暴民和警察的纠缠。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在中国体制内和普通民众眼里，日本几乎等同于敌国。
这就是深圳刺童案前的中日关系的民众认知，也是遭遇经济萧条、沉沦底层痛苦生活的中国人民以日本儿童为社会报复和杀戮对象之际的中国社会氛围。中国是否存在敌人，到底谁才是敌人，对他们来说，或许并不清楚。
